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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“十五五 ”规划纲要明确提出
，加强战略性矿产资源勘探开发和储备，深入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 ，统筹加强产品
、产能和产地储备
，推动大宗商品储运基地建设，提升战略性矿产资源安全风险监测预警和应急保供水平 。

　　我国战略性矿产资源大致分为三大类
。《全国矿产资源规划（2016—2020年）》列出的战略性矿产目录中 ，收录了24种矿产
，包括能源矿产、金属矿产 、非金属矿产三类。据悉，该名单后来陆续有所扩充 。

　　4月28日 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
，要系统应对外部冲击挑战，提高能源资源安全保障水平 ，以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。5月9日
，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，要科学确定战略性矿产资源目录 ，完善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，全面提高矿产资源安全保障水平
。

　　当前阶段
，如何提升我国能源资源保障水平？“十五五
”期间找矿突破为何聚焦铜、锂
、钴、镍等关键金属？如何巩固我国稀土的优势地位？铁矿石的战略地位是否有所下降？如何提高战略性矿产资源的保障水平？带着这些问题，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了中信出版集团新书《战略性矿产：大国资源竞争与中国方略》的作者——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长聘教授刘刚。

　　四大策略提升矿产保障水平

　　《21世纪》：何谓战略性矿产资源？

　　刘刚：战略性矿产资源 ，简单来说就是基础的 、特别重要的矿产
，是服务于经济和产业的核心物质基础 。

　　各国都在制定战略性矿产资源清单，随着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 ，清单的内涵会变化
。比如
，工业革命以来，石油一直都是战略性矿产 ，因为石油石化是经济运行和工业生产的物质基础。随着清洁能源和绿色低碳的转型
，一些关键金属越发受到重视，比如电动车无需烧油 ，通过电池来供能
，电池的重要原材料如锂
、钴、镍等金属的战略地位提升 。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，半导体 、集成电路
、芯片的重要原材料如镓和锗等关键金属的地位也在明显提升
。

　　《21世纪》：自然资源部表示 ，2026年将继续开展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。“十五五”期间要如何加强战略性矿产资源的勘探开发和储备，提高战略性矿产资源的安全保障水平？

　　刘刚：随着经济和产业发展拉高战略性矿产需求
，推进找矿突破对于保障安全供应尤为重要 。我们现在经常提到的能源转型，某种意义上就是从碳基能源向金属基能源转型的过程 ，像煤炭、石油 、天然气是以碳为能量载体
，而清洁能源中的风能
、光伏等则以相应的关键金属和技术实现能源的转化和利用
。

　　找矿变得更加重要，另一个不能忽略的背景 ，是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的大国博弈。近年来
，地缘政治给一些重要矿产资源的供应带来很大不确定性，像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闭 ，影响全球油气资源的运输；部分国家拉矿产小圈子
，可能影响南美洲“锂三角 ”（玻利维亚、智利和阿根廷三国交界处，为全球锂矿资源富集地）资源的输出 ，因此找矿能确保重要矿产更稳定的国内供应 。

　　要提高战略性矿产资源的安全保障水平
，主要有四方面的策略
。

　　首先，在国内找矿。加大国内矿产资源勘探开发 ，可以有效减少对进口资源的依赖 。

　　第二，加大储备。针对战略性矿产资源
，各国都建立了相应的储备体系，就是为了提高应对突发风险的能力
。

　　第三 ，进口多元化
，不把全部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。

　　第四，循环利用 。金属跟石油不同 ，金属可以通过回收再生的方式实现循环利用
，我国也在持续布局
。

　　关键金属战略地位提升

　　《21世纪》：自然资源部表示，“十五五
”时期我国找矿将聚焦紧缺战略性矿产 ，其中包括铜 、锂
、钴、镍等金属。这些金属矿为何变得如此重要？后续如何提升其安全保障水平？

　　刘刚：主要有两个原因
，一是这些金属我国对外依存度比较高，二是随着新能源转型和“双碳”目标的推进 ，这些金属矿物在产业发展中的关键作用愈发凸显 。

　　从资源侧看
，这些紧缺战略性矿产多依赖部分产区，难以实现进口多元化 ，且对外依存度较高
。比如，锂存在“锂三角 ”
，钴主要来自刚果（金），镍主要产自印尼 ，智利 、澳大利亚等国家是铜的主产区。

　　从产业侧来看
，随着全球绿色转型的推进，以及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壮大 ，市场对这些金属矿的需求在迅速增长 。

　　比如锂、钴
、镍跟电池相关
。锂钴镍是电动汽车动力电池的关键材料
，也是化学储能电池里的关键材料。近年来，我国电动汽车产业和市场快速发展 ，且全球市场对中国电动车的需求还在迅速增长 。全球光伏和风电产业发展迅猛
，同步拉高了配建储能系统的需求
。保障新能源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，亟需确保锂钴镍等战略性矿产的稳定供应。

　　铜也类似 。随着全球从化石能源往新能源方向转型 ，热力驱动更多转为电力驱动。电能的传导需要电线、电缆 、电子器件等
，铜的导电性能是最好的，市场对铜的需求在迅速增长
。比如 ，大型海上风机发的电，通过海底电缆接入电网
，部分通过储能系统进行储存，部分通过充电桩给电动汽车充电 ，这些过程和技术都需要铜。

　　再比如
，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，其背后核心要件是算法
、算力、电力 ，需要大量电力尤其是清洁电力加以支撑
，同时拉动半导体和集成电路材料需求，这些都对银 、镓
、锗、铟 、稀土等战略性矿产提出更多需求 。

　　总之 ，铜
、锂、钴 、镍等矿产对于新兴产业的发展至关重要
，且这类资源我国对外依存度较高，近年来成为大国竞争和资源博弈的重要筹码 ，是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的紧缺战略性矿产
。

　　需要指出的是
，针对这些关键金属，在推进国内找矿
、加大储备的同时 ，也需要关注行业技术的迭代。比如，电动汽车行业的三元电池
，锂、钴 、镍是三元电池的重要原材料，但是由于钴和镍的价格高企 ，市场出于降成本的需要
，逐渐发展出磷酸铁锂电池 。这种由于成本效益和资源约束催生新技术路径的现象，值得着重关注
。也就是说 ，关键矿产的供应
，除了关注供给侧，也需要关注需求侧 ，通过技术迭代和循环经济
，实现少用、循环着用
、甚至完全不用。

　　利用稀土发展更多优势产业

　　《21世纪》：我国稀土资源有什么样的优势？后续要如何进一步巩固稀土的优势地位？

　　刘刚：稀土既不“稀
”也不“土”，是由镧系15种金属 ，加上钪和钇2种金属
，总计17种金属的合称 。它们具有相似的化学性质，分离通常比较困难
。

　　稀土在磁性材料、发光及激光材料 、储氢
、原子能等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。比如 ，稀土元素钕，与铁、硼组成的钕铁硼
，是一种性能很好的永磁材料，广泛应用在电动汽车 、风机
、电梯等各种电机 ，以及手机、硬盘 、耳机等电子产品中
，将电能转化为功，是各种电器
、电机、电子产品实现功能的核心部件 。

　　稀土在地壳的含量 ，虽然没有铁矿 、铜矿那么多
，但是它的丰度并不低，中国有稀土矿 ，澳大利亚有稀土矿
，欧洲也有稀土矿
。

　　稀土大致分为两种，分别为轻稀土和重稀土 ，轻稀土在全球分布较为广泛
，重稀土的储量主要在中国。中国稀土的优势，有储量结构上的优势 ，但更多体现在上个世纪80年代后逐渐建立起来的产量优势和产业链优势 。中国稀土产量一度占全球产量90%以上，近年来有所下降。

　　稀土生产过程中
，需要处理钍等放射性元素，还要处理对生态环境的不良影响
。此前 ，中国稀土产业比较松散
，存在盗采问题，环境监管标准比较低。近些年 ，我国不断推进稀土资源和产业的整合
，形成了北方稀土
、中国稀土两大集团 。

　　得益于北京大学徐光宪院士较早提出的串级萃取技术，中国较早建立了分离技术优势 ，极大提高了中国稀土的生产能力
。经过多年发展积累
，中国在全球稀土产业链上形成了技术、人才 、设备、市场等各个领域的优势。

　　近年来，其他国家也在追赶 。比如 ，今年在澳大利亚开采的稀土矿
，已运至马来西亚进行分离冶炼，当地相关产线目前已形成一定产能
。当然 ，中国在稀土产业链上的优势，不是其他国家短时间能超越的。

　　要巩固中国稀土的优势地位
，最重要的是推进资源的高质化利用，比如进一步推进高端永磁产业 。这需要在稀土材料和应用等关键技术上有所突破 ，拓宽稀土的行业应用
，提高产品的附加值，将资源优势变成产业优势
。

　　推动石油进口的多元化

　　《21世纪》：当前 ，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闭
，引发全球油气资源的紧张。油气作为战略性矿产资源的地位，是否依然难以撼动？我国石油主要依靠进口 ，除了进口多元化
，还要如何做来提升石油的保供能力？

　　刘刚：油气资源主要有两方面作用，一是提供能量 ，比如飞机
、汽车、卡车等需要烧油；另一个是作为化工原材料
，常见的化纤 、塑料
、织物等很多原料来自于油气 。

　　虽然近年来我国清洁能源新增装机规模很大，但是化石能源依然是目前能源消费的主要支柱
。我国化石能源的资源禀赋通常被概括为“富煤贫油少气 ” ，煤炭国内生产为主，油气则主要依靠进口
，因此油气是很重要的战略性矿产。

　　要确保资源的安全供应，常规就是前面提到过国内找矿、加大储备 、进口多元化等策略 。石油可以相对更容易地实现进口多元化 ，因为全球产油的地方相对较多。

　　另外
，石油不管作为能源还是作为化工基础材料，都有一些新技术可以替代
。比如 ，通过光伏
、风电等发电技术可以替代化石能源发电
，生物基材料可以替代传统石油基产品，这些新技术也在快速成长。

　　《21世纪》：我国铁矿石对外依存度较高 。“十五五
”期间 ，我国也将在铁矿上加大找矿投入
。不过
，近年来，随着房地产市场的调整 ，我国粗钢产量有所下降。后续该如何做好铁矿的供应工作？

　　刘刚：去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对我国城市发展的一个基础判断是：我国城镇化正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
，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 。

　　当中国处在城镇化高速发展期，大宗建材的消耗增长很快 ，市场对钢筋、水泥的需求量很大
。随着我国城镇化转向稳定发展期，大宗建材的消耗增速在趋缓。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和建设周期来看
，不仅是房地产市场增速趋缓，铁路 、公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增速也会趋缓 ，因此钢铁等大宗原材料的需求会逐渐趋稳甚至下降 。

　　探讨铁矿石战略地位时
，还需要考虑前面提到的资源循环利用的因素
。铁的生产，主要有两条路径 ，一个是高炉生产
，将铁矿石冶炼成生铁；另一个是电炉生产，将废钢重熔。我国钢铁行业经过多年高速发展 ，累计使用的钢铁规模很大
，相应的循环潜力和市场也在不断扩大 。当前，我国电炉钢的占比在稳步提升
。从全球钢铁市场来看 ，废钢循环的占比会越来越大
，将来甚至可能占据主导地位。

　　然而，我国高品位铁矿石对外依存度依旧较高 ，主要从澳大利亚
、巴西等国进口 。尽管铁矿石需求将逐渐有所下降，但是铁的基础性作用仍在
，当前确保铁矿石的稳定供应依然重要。除了加大国内找矿力度，相关企业走出去赴国外找矿也很重要
。

　　（杨丹辉、刘刚：《战略性矿产：大国资源竞争与中国方略》 ，中信出版集团
，2026年3月）

（文章来源：21世纪经济报道）